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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人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卷二记同朝苏舜钦饮酒轶事曰，“子美豪放，饮酒无算，在妇翁杜正献家，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。正献深以为疑，使子弟密察之。闻读《汉书·张子房传》，至‘良与客狙击秦皇帝，误中副车’，遽抚案曰：‘惜乎！击之不中。’遂满饮一大白。又读至‘良曰：始臣起下邳，与上会于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’，又抚案曰：‘君臣相遇，其难如此！’复举一大白。正献公闻之大笑，曰：‘有如此下物，一斗诚不为多也。’”
此斗酒品书之苏子美，亦即“时榜小舟，幅巾以往（沧浪亭），至则洒然忘其归，觞而浩歌，踞而仰啸 ”者，端的是风雅超尘。
书之可以下酒，其理在于酒能助读书之兴，亦在于其书能激发酒兴，“惜乎”也罢，慨叹也罢，皆付之于一大白。明末金圣叹品评才子书，动辄大呼小叫“当浮一大白”，俨然以“酒兴”深浅为衡文标准，好书助酒兴，庸文败酒兴，此亦为艺术生活化之一端。时人有雅好观球赛者，常手握啤酒一罐，且观且饮，胜败得失之怅意欢情，皆穿肠而过，其与汉书下酒之境界，似卑实同耳。
书可下酒，亦可消暑。当此七月“流火”之际，出门无心，困居无聊，捧读高文典册则徒增烦乱，何如手持一卷闲书，摩挲以消永昼。闲书之为闲，当有三义，一为非关宏旨，一为清通耐读，一为情致超然。书关宏旨，则闲情无所寄；文义难通，则闲兴无所托；用情过深，则闲趣无所彰。故世之大经大典，不可为闲书；高头讲章，主义教条，不可为闲书；秾情、深情、艳情、悲情之作，不可为闲书；莫测高深之现代派文学如《尤利西斯》之属，不可为闲书；快餐文学，时髦读物，亦不可为闲书，以其细品而无味也。
苏舜钦以汉书下酒，实雅人深致。不肖如我，恒以一册《水浒传》为经年消暑之闲书。水浒较之汉书，一野史，一正史，一白话，一雅言，一为娱性之小说，一为资政之大书，境界高下，自不待言，然贤愚各得其趣，亦无所谓孰是孰非。
回首入上庠至今，忽忽已十数寒暑。每逢炎天当道时节，慵懒之意便漫涌而至，摊开凉席，掇出电扇，闲卧床榻，微水浒，吾谁与归？
水浒之为书，深合非关宏旨、清通耐读、情致超然三义。非关宏旨者，以其书所状无非一干草寇之江湖生涯，并掺合以山川景物、市井风物之描摹；清通耐读者，以其书文字疏朗，无赘言，无铺排，观之可亲，品之有味；情致超然者，以其无所用心，生死离合，喋血恩仇，人伦惨剧，蛇蝎毒计，皆付于闲言淡语，殊无大悲大喜之慨。
红楼较之水浒，情过深，三国较之水浒，文过雅，西游较之水浒，事过离奇，皆不如水浒之淡然而有深味，亦不如水浒之宜于炎天卧读，每读至性起，恨不能呼酒保曰：
“小二，上一壶冷酒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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